打虎英雄还是受戒行者?武松的艺术形象塑造

​武松打虎是流传很广的故事

  提起武松,妇孺皆知,街头巷尾也常能听到他的英雄事迹,如景阳冈打虎、斗杀西门庆、醉打蒋门神、大闹飞云浦和徒手打死猛虎等。对于这个“行不更名、坐不改姓”的大丈夫,《水浒传》的权威批评者金圣叹将其评为“上上等人物”,称他是天神一样的存在。

  《金瓶梅》里也有一个武松,与《水浒传》里的前段描述相近,都是从打虎开场,路遇亲哥(地点有变化,前者在阳谷县,后者改到了清河县)。接下来也是潘金莲勾引小叔,被武松严词拒绝,后武松出差东京,潘金莲勾搭上西门庆,合谋害死武大郎。区别在于后段:武松上狮子楼找西门庆索命的时候,不但没有杀死西门庆,反倒误杀了县衙里的同事,因而被发配到千里之外,直到西门庆死后,才返回家乡,最终杀死了潘金莲。

  《金瓶梅》:“耿直哥”变成“心机男”

  学界有一个承袭已久的基本定论:《金瓶梅》里的武松故事,基本是从《水浒传》中引用过来的。不过,两部小说中的武松形象,相似之中其实有着极大的不同,甚至初读《金瓶梅》之际,多少会让人觉得它有些丑化英雄。

  就展现英雄气概的打虎情节来说,两书描写的差异就使得这个传奇英雄的表现略有不同。上景阳冈之前,《金瓶梅》里这样写他:在路旁酒店内,吃了几碗酒,壮着胆……大扠步走上冈来。倒像应和着“酒壮怂人胆”这句俗语,全没了《水浒传》里连喝十八碗烈酒“透瓶香”“出门倒”的豪气与渲染,让本应更传奇的徒手打虎故事减了那么一点神奇和豪情。

  打虎之后,使没了力气的武松更与常人无异了——武松正坐在石上歇息,只听草坡里刷剌剌响。武松口中不言,心下惊恐:“天色已黑了,倘或又跳出一个大虫来,我却怎生斗得过他?”谁知道,怕什么来什么。只见坡下钻出两只大虫来,吓得武松大惊道:“啊呀!今番我死也!”这种反应是《水浒传》里的武松没有的,甚至应该是为其所鄙视的。

  对比可见,《水浒传》总体上突出了武松天神般的英雄一面。但《金瓶梅》里的特写,尤其是多出来的、不加掩饰的“惊恐”“大惊”等,在有意无意间突显了武松凡人性的一面。

  更明显的差异还要到武松杀嫂的情节。《金瓶梅》里武松误杀了他人,被“迭配孟州牢城”,直到第87回才遇赦回乡。此时,他心心念念要杀之为兄报仇的原嫂嫂已经嫁到西门家五六年,又因与女婿通奸被逐出家门,被当初设计帮助她和西门庆通奸的王婆收留在家中,打算再卖上百十两银子,发一笔小财。照《水浒传》里武松的脾气,一定会杀掉这两个奸恶的妇人;可《金瓶梅》中的武松,不知是不是被几年流放生活磨折得没了英雄气概,竟从“耿直哥”一下变成了“心机男”,那种正大光明、磊落坦荡的豪气也一并消失殆尽:他居然想出上门求娶潘金莲的计策!

  虽然潘金莲因耐不住对武松曾有过的性幻想,真心想嫁给这个当年心心念念的打虎勇士,但她最终遭受的荼毒比《水浒传》里的描写来得更加残酷和惨烈。简单说,《金瓶梅》里的杀嫂描写,使得武松的英雄形象从快意恩仇的决绝,一变而为残酷冷血的狠毒。

 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,武松杀人后,可以不管不顾亲侄女,却不忘拿走银子。相较于《水浒传》中那个不贪财不恋色、无所畏惧、大义凛然的真正英雄,这里的武松却露出了与常人一般无二的普通、世俗甚至市井、猥琐的一面。

  长久以来,《水浒传》中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,也塑造了一代代读者的“英雄想象”。无疑,《金瓶梅》里的武松,是远远低于这个标准的。

  元杂剧:受戒行者被指贪图美色

  《水浒传》之前,今天能寻获到的武松故事痕迹,仅留存于宋代遗民龚开的《宋江三十六赞》、罗烨的《醉翁谈录》以及宋元之际的《大宋宣和遗事》中。但后二者都仅存武松名号,完全没有事迹的演述。此外,还有三部仅存篇名的元杂剧,从题名看是搬演武松的故事。它们与龚开的“三十六赞”一样,虽不过是一鳞半爪,但透露出来的信息对探索武松故事的演变来说,还是有价值的。

  龚开的“三十六赞”是对宋江等人的盖棺论定,分别以简略的语言概括众人生平,表彰其主要事迹,显然依据的是当时流传的水浒故事。武松名列三十六人之一,对他的赞语是“汝优婆塞,五戒在身。酒色财气,更要杀人”。大致意思是说:武松是受戒行者,却不守戒律。这似乎与今天人们熟知的武松形象,有着不小的距离。

  《水浒传》里的武松,要说酒、气是不缺的,甚至还是塑造其英雄形象必不可少的要素;但财和色,则不知从何说起。《水浒传》中真正大力刻画的英雄,都是仗义疏财的正面人物,而且绝对避免贪恋女色。抢了武松名号的“打虎将”李忠,就是因为在财上有些看得太重,即遭到鲁智深的嫌弃;类此遭遇的还有桃花山上的几位“地煞星”。“色”离真正英雄就更加远了。君不见,只是因为误听了传言,李逵就会大发雷霆之怒,不仅砍倒“替天行道”的杏黄旗,甚至对他一向敬若神明的义兄宋江也大骂不休,不惜与之决裂。

  至于《金瓶梅》中的武松,固然会不时胆怯如常人、市井如凡人、鄙陋如庸人,但也尚未犯色戒。但“三十六赞”中的“好色”形象,倒也不是完全没有着落。较之于文字阅读,元杂剧中的“水浒戏”更为通俗。现存搬演武松故事的三部元杂剧,分别是红字李二的《折担儿武松打虎》、高文秀的《双献头武松大报仇》以及佚名作者的《窄袖儿武松》。从篇名看,前面两个是搬演“打虎、杀嫂”事;后者题名中的“窄袖儿”,则是元明之际戏曲、小说中常见的寓意好色的用语。

  《水浒传》中,周通强抢桃花村民女,进村时手下小喽啰齐声高唱:“帽儿帽儿光光,今日做个新郎;袖儿袖儿窄窄,今日做个娇客。”这句唱词,与关汉卿《窦娥冤》里张驴儿要强娶窦娥时的唱词几乎一样,都与强占女色有关。此外,明代戏剧作品《青衫记》中,刘员外欲求娶名妓裴兴奴,把自己打扮得“袖儿窄窄、帽儿圆圆”,也暗含此意。显然,“窄袖儿”正是指“渔色”“猎艳”之类行为。

  《窄袖儿武松》的剧文虽已佚失,但仅此题名,即可清楚地告诉我们,原来武松并非《水浒传》中那么的正气凛然、不近女色。“三十六赞”中的“酒色财气”,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注脚。在《金瓶梅》 中,王婆对假意要娶潘金莲的武松说:“你今日帽儿光光,晚夕做个新郎。”简省了“袖儿”一句,想来同样可让当时的读者不用费力就能联想到“色”的暗寓。

《水浒传》:“英雄想象”塑造传奇英雄

  类似的演变,在英雄人物形象形成过程中并不罕见。

  主要记录宋代话本小说的 《清平山堂话本》,是《水浒传》《金瓶梅》中一些素材的渊薮。例如,《杨温拦路虎传》中,记录了杨温生病落魄、打擂得手等情节。它与《水浒传》里“杨志卖刀”和“燕青打擂”的情节相似。当然,不同之处也很显眼:杨志落魄时仍不失英雄气概,在牛二百般挑衅之下,愤而出手;燕青打擂更是尽显英雄本色。反观杨温,落魄时忍辱含垢;虽是将门之后、一身武艺,却三番五次被强人、小喽啰打倒捆翻,其狼狈困窘惨状与一般民众无甚差别。

  在元杂剧直至明初一些杂剧中,水浒的传奇英雄形象更是从云端直接跌落至泥潭。《鲁智深喜赏黄花峪》里的水浒人物,不再是豪气干云、义气为先的英雄,而是一听要下山救应刘庆甫之妻,“这一个燕青将面劈,那一个杨志头低”,都畏难避责,李逵甚至还与鲁智深斗起心机。《都孔目风雨还牢末》里的刘唐,因为李荣祖不为其作假而遭脊杖,就怀恨在心,以至于后来落井下石,哪里还有梁山英雄的大气豪阔?

  《同乐院燕青博鱼》里的燕青,先因犯军纪差点被宋江斩首,求着“众弟兄每劝一劝儿波”;后因为被杖责,竟然气坏了两只眼睛;下山后,又因欠店钱而备受折辱;好不容易借点小钱博鱼,又被踢坏鱼筐、剁折扁担,竟哀求“爷饶了我罢”……其饥寒窘迫之状与普通流浪汉无异。《争报恩三虎下山》中,关胜一度落魄到要偷狗卖狗肉,徐宁因欠店钱被店主人赶出门,花荣为躲避官军要跳墙越院爬进别人家的后花园。

  这些在《水浒传》里叱咤风云、不可一世的英雄,包括被今人称为梁山上真正侠义之士的鲁智深,风流倜傥、识见不凡的浪子燕青,最以儒雅著称的神箭手小李广花荣等,在他们形象来源之处,竟然是如此的普通和平凡,既不高大也不完美,甚至“酒色财气”四样俱全、浑身上下浸透着匪气和痞气。但随着读者“英雄想象”的发展以及对真正英雄的向往和需求,梁山英雄的形象不断高大起来。

  在前述“武松打虎”故事中,即使《水浒传》几乎将武松天神化了,但由于兼顾了艺术夸张和现实真实,对武松神勇的描写还比较节制,却似乎不能让有些读者感到十分满意。有评论家说:人以武松打虎到底有些怯在,不如李逵勇猛也……李是为母报仇,不顾性命者;武乃出于一时,不得不如此耳。对于当时读者而言,只有像李逵那样一人杀四虎的从容和神勇,才能满足他们对于英雄的想象。武松因为徒手打虎,而不免多少流露出一点怯,就引起了他们的不满。假如他们读到《金瓶梅》里的那个武松,恐怕还会发出嘘声吧。

  事实上,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,相关原始英雄人物的性格特征、行为特征甚至容貌特征等都发生了一个明显的提升与演进。简单说,就是市民气逐渐演化为英雄气,市井蜕变为传奇。在世代累积而成书的过程中,《水浒传》最终成功地重新塑造了普通读者的“英雄想象”,并且完成了从世俗性到传奇性的关键性转变,进而成为传奇故事的集大成者。

  因此,《水浒传》和《金瓶梅》中的两个武松,恰恰代表着人物形象必经的两个阶段。《金瓶梅》中的武松尚保有原初的那份市井气,以一种不那么完美的英雄形象供读者审视;而《水浒传》中的武松形象,更加接近英雄的高大和神奇,显现了朝向“英雄想象”进化的趋向。(文/杨彬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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